在很多方面，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属于弥补性的，是千方百计克服一种无知倾向。

然则庶民的地位又如之何？庶征之本文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可作二解，一是筮不过三，即第一次卜而不吉，可以卜第二次、第三次，如果第二次、第三次均为不吉，便不合再卜。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马一浮先生说：沈潜者，深沈静默，有近于狷。如果说宗周之前的制度是以天下为万家，宗周后的制度则是一天下为一家。前者如孔子之于子夏，后者如孔子之于子张是已。第四种比较复杂，王心与龟卜一致，与筮不一致，卿士和庶民均反对。

此处之官是法的意思，官于天就是以天为法。但此处皇极之本文，将比和周都视作不守中道的表现，似有偏颇，透露出孔子之思想和六艺之义理之间前后的联系与区别。这种人生哲学和精神气魄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敢于舍身取义的士君子、大丈夫，成就了一种士大夫精神的道德意志和理想人格。

在此前提下，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又开拓出了率性自由、豪杰圣贤等一系列精神气象，建构了一种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是又兼有达观生命体悟的人生哲学，使士大夫精神获得丰富性发展。请您以曾国藩为例，进一步讲讲士大夫如何通过做工夫而转移精神气质。这些人就是提出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与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内在的联系。朱汉民：宋明理学的工夫论已经十分系统完备，但是要真正修炼出士大夫精神则必须知行统一。

如朱熹强调：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后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士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等，尽管他们主要是军界、政界的领袖人物，但他们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为天地立心 。朱汉民：士大夫群体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记者：我们知道，曾国藩在近代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说明他的道德与事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相吻合，也就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另外，近代中国出现那么多的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的近代化思潮，其实也都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体现。

记者：士大夫精神与这种修身工夫有什么关系？ 朱汉民：根据宋代儒家学者的看法，儒家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感悟与体会，并将这些感悟与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青年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以杨昌济为精神导师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天地之心？中国哲学将宇宙天地、人文世界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就是通过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演化、社会历史进程而获得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然而士大夫必须承担、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才有可能达到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

这些理学家们认为，士大夫必须充分调动自己全部的心、性、情、意、志、气的主体力量，即做策励此心的工夫。这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理想人格类型，成为湖湘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追求，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社会风尚、人材培养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道既是士大夫维护的社会正义，又是他们追求的文化传承，道的追求和完成能够化解他们作为精英人物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道在士大夫人生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他们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实践者，如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其实这就是呼唤士大夫精神力量。

宋代士大夫强调，他们承担弘道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就是在参与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故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许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为优秀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反而是精神文化的摧毁者。推动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是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张载的四句教对后世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希望实现孔子讲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完成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圣学传承、天下安泰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宋代士大夫强调，他们承担弘道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就是在参与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故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记者：我们知道，曾国藩在近代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说明他的道德与事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相吻合，也就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故而，作为社会精英，一定会在当时的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这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理想人格类型，成为湖湘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追求，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社会风尚、人材培养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的近代化恰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推动的，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似乎不是源于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主要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二程则主张主敬、穷理、寡欲。

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在价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面，都能够体现出士大夫精神的特点。士大夫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记者：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它肯定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上的。

然而士大夫必须承担、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才有可能达到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本来，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但是，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想传统还是存在。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记日课，希望念念欲改过自新。

日记里说，他这一次去主要是请教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譬如，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人的诚自何来？曾国藩一方面坚持认为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

朱汉民：宋明理学的工夫论已经十分系统完备，但是要真正修炼出士大夫精神则必须知行统一。如朱熹强调：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

这些人就是提出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与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内在的联系。而且他们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实践者，如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其实这就是呼唤士大夫精神力量。

尤其科举取士，使得寒门弟子可以成为士大夫。所以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希望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能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获得他们特别稀缺的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系列由士大夫指导、推动的近代化运动。这和西方的近代化思潮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但是，当代中国的许多精英们只关注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而没有相应的精神文化修养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不能在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起到正面的引领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精英人物，也就是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由于王夫之、曾国藩的示范作用，新民学会和许多湘籍青年一样追求圣贤—豪杰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一大批人士，均以士大夫的道德工夫、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从事军事、政治活动，进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圣贤—豪杰型人格。

曾国藩坚持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不懈地读书、诚敬等修养工夫，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工夫，包括敬、恕、诚、静、勤、润等。朱汉民：士大夫群体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